人才竞争白热化，「抢人大战」中城市如何寻找机遇？

城市从未像今天一样，正在向几乎所有人敞开大门。

7月1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方案包括，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

在二次城市化、区域一体化、交通便捷化的共同作用下，同构化发展似乎是城市竞争中的必经之路。城市随着生产的集中、劳动力的聚集而迅速扩张，唯有以资源争夺的方式才能获取发展优势。其中，人口不仅承担着劳动者角色，而且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影响城市发展。优质人才的稀缺资源是城市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不可或缺的要素，投资人才就是投资未来。

某脱口秀演员说过这样一个段子：“中国有四个一线城市，为什么只聊逃离北上广，这会不会是深圳人才引进的一个手段？你们都在说‘逃离北上广’，人家深圳‘来了就是深圳人’。”

虽然这是一句调侃年轻人“逃离北上广”的俏皮话，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往40年间，深圳凭借政策、资源优势，成功吸引大量年轻人迁入，多层次人才助力城市飞速发展。深圳也被一些人称作“在中国率先打响‘抢人大战’第一枪的城市”。

近几年来，围绕开放落户，从中央到地方已经下发过一批文件。全国约百座城市带着落户降标、租房购房优惠、创业奖励、人才补贴等举措，陆续加入“抢人大战”的队伍中。

以一线城市上海为例。2019年，上海发布政策，规定北大、清华应届本科毕业生符合基本条件可直接落户。次年，上海直接落户的范围扩大到本地4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应届毕业生。今年6月初，上海放宽对留学人员落户要求；同月末，上海将“学历落户”的门槛再次下放至上海市普通高校的应届研究生毕业生，并将落户与推动五个新城区域发展挂钩。

实际上，一线城市放宽落户政策，上海并非先例。北京、广州、杭州同样在近期作出了相应调整措施。对这些大城市来说，开放落户既是响应国家政策，也是基于自身发展考虑。

2021年人口数据显示，北上广深四地合计增加12.48万人口。其中，广州增长7.03万人，深圳增长4.78万人，上海增长1.07万人，北京则减少了0.4万人。作为全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正处于旺盛的人口红利期，过去十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长超过40%，15-59岁人口占比达到 79.53%，而北上广则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人口老龄化。

在稳经济压力增大，疫情反复影响的当下，重点城市的人口流入放缓，人才留居意愿降低。最新发布的《2022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研究发现，一线城市高成本、高房价、高压力等因素，以及新一线城市不断优化的就业环境和人才引进政策促使更多大学毕业生流向新一线、二线城市。

一个月前，正值毕业季，小红书发布了一份《蹲个城市：年轻人选择城市新需求洞察报告》，从多个维度呈现了年轻用户选择城市的新标准。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年轻人心目中的宜居城市，除了广州外，北京、上海、深圳等超一线城市均不在名单内。取而代之的是，长沙、昆明、成都位列“生活性价比”城市前三名。有闯劲想拼搏的人在北上广深徘徊，谨慎稳重的人则在寻找另一种选择。

此次全面放开落户限制，不再只面向高学历群体“掐尖”，也不再有繁杂的条件框定。换言之，除了北上广深，以及武汉、重庆、杭州、天津等10多个超大特大城市之外，零门槛落户将在二三四线城市遍地开花，这对于中小城市来说无疑是难得的机会。

而各城市由于自身发展定位不同，争夺人才的目标群体也各有侧重。

北上广深重点引进一流高校毕业生以及聚焦城市发展急需领域的高层次人才。武汉、杭州、成都、西安等快速崛起的新一线城市将应届高校毕业生作为吸纳主要群体。在一些二三线城市，人才引进门槛降至中专学历毕业生，并放宽了对高级技工等专业技能人才的引进，例如常州、南昌、兰州、大连等。

过去40多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了2021年的64.7%，但整体而言，距离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潜力。

业内人士认为，在落户门槛普遍较高的时候，大城市凭借优质的就业资源、薪资条件吸引人才涌入，而当二三四线城市开放落户时，反而会让人感觉户口“含金量”下降，边际效应递减。但是，放宽落户限制，打破户籍束缚，能让人口、人才更加自由地流动，让迁徙更加自由，带动周边城市共同起势，从市场经济的层面看，无疑起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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