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律师：专为“钉子户”打官司，身边最不缺千万富翁

王露·2020年05月11日 11:36

律师的自我修养

胡晓伟，今年36岁，这是他做拆迁律师的第四个年头。从北京到云南，走遍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虽然亲身经历的拆迁故事全都与钱相关，但版本却各有不同。

他无意窥探别人的生活，却又不得不在一个“拆”字背后看到近百家人的生活。

弄堂口张贴的搬迁最后期限已经过了，拆迁办公室称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居民还没搬。

李海强（化名）说他不是为了钱，“让我从黄浦区搬到松江，那是八流乡下人住的地方，我死都不会去。”但又不得不把话题转回到钱，“钱也才给了1000多万，家里二十多口人，都分不到什么钱。”

从南到北都不例外，白色石灰写成的“拆”字，有时候就像一面镜子。

如果一开始就能拿到中意的目标价格，很多人会选择在拆迁合同上签字，但住户自己算的平米数、钱数往往和拆迁方不同。在大城市，一点点的差异就是一个巨额数字，足以让他们走上对立面。

怎么要钱，方式很多，但一哭二闹之后，如果陷入僵局，像胡晓伟这样的拆迁律师就可能成为他们的最后选择。

胡晓伟所在的律所是北京专业做拆迁的京平，在他手上经了几十个案子后，开始下意识避免使用“钉子户”这类说法，更愿意把客户称为委托人。

同行接触的委托人里有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在老房子里住了大半辈子，生下四个孩子。拆迁协商过程中，律师接手介入，当即将要签约时，老太太撒手人寰。

老太太去世之前，她是房子的唯一所有人，但她去世之后，四个子女都有继承权，拆迁协议必须要他们全部签字，而在这份协议上签字就带上了博弈性质。原本商定：两个儿子，一个获得两套南城的房子，一个拿到一套天坛附近的房子，两个女儿分到现金。

当四个人都可以直接参与谈判，要出自己的最大价码时，对老太太“尽孝”多少被与产权占比分成挂钩，吵得不可开交，一个拆迁案也变成了遗产争夺案。

胡晓伟遇到过最奇葩的厂房拆迁案例，如果委托人接受了现有的赔偿条件，他不仅要面临工厂关门倒闭，还会产生几百万的负债。

也有真正不为钱诉讼的，他们住惯了接地气的四合院和农村场院，操心的是鸡鸭鹅和菜园子，这种旧的生活方式让他们踏实。这类多数是老年人，甚至有人害怕换到几十公里之外另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担心自己会“客死他乡”——这些留恋土地的人，是拆迁公司最头疼的。

有的人再闹，无非是钱多少的问题，最终都能解决，唯有土地没得商量。

被拆迁的房屋

有时候委托人会像电视里那样哭着喊着求人，说不为钱，就是为了一口气。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困境都在于，“我能拿到多少钱？”

梅林（化名）也是一位主要接拆迁官司的律师，她经手过“一地两卖”的案例。委托人掏了上亿资金买了某个地块准备盖商品房，也办齐了土地和开工证件，却发现这块地之前的拆迁纠纷还没有解决。

之后，当地人一直拦着不让施工，委托人买下的地就只能一直空着。然而两年之后，委托人偶然路过，却发现他曾经花钱买下的地，已经建起了高楼，成为其他开发商的盘中餐。

普通民宅面临的情况各有各的特殊。房屋建筑面积、建筑年代、每户的人口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家里房子花几十万新盖好几层，但家里只有三四口人，如果按照人口去补偿的话，他们相当于吃了大亏。反之，小面积多人口的家庭按照面积赔偿，也会认为自己吃了亏。这种吃亏或占便宜的差距，在金额上通常是几十万或上百万，甚至更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逻辑，那是他们活了几十年磨出来的。

胡晓伟原本是某国企的工程师，28岁时，出人意料的选择了去做律师，从此以后他的人生中最不缺的就是千万富翁。

他接触的案子里，有因为反对拆迁而打官司的，也有因为没被划入拆迁范围而愤愤不平的人。接的案子渐渐多了，他会跳脱感性来看待这些场面，清楚知道自己不是人们口中的“大救星”，能做到的是用自己的专业来解决对方的困境。

拆迁官司和其他民事、刑事诉讼不同的一点是，这属于行政诉讼。这类案子较少有在短时间内解决的。有些会持续好几年，官司的过程需要律师不断进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但拆迁方肯定不会干等，这些维权方也就成了所谓的“钉子户”。而在断水断电小破房里坚持下去的多数是没有后路的人。

让梅林印象深刻的一幅画面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坐在被强拆的房子上，一片瓦砾里散落着各种生活用品。

她还见过把犄角旮旯都盖满了屋棚，连下脚地都没有的院子。——每个房子里，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在生活着。

利益之下，总是有千奇百怪的故事。但多数人无非是在讨生活，只争他们所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