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艺40年：“后腰”已离去，“任”走茶未凉

摩羯商业评论·2022年06月28日 16:28

艺术帅才的去世，让老艺术家们的担心跳过三个年代，成为了人艺的现实挑战

1987年6月的一个晚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北京人》的末场谢幕。

人去台空，女主角王姬在心中默默念着：

“别了，我的舞台；别了，我的观众；别了，我的苦，我的乐，我的爱，我的恨！”

然后揣了60元美金，加入了王洛勇的“戏剧美漂”的行列。人民群众再次见到王姬，就是在《北京人在纽约》了。

同一年，北京人艺为了解决演员荒的问题，首次与高校联合办班，举办了中央戏剧学院87表演班，徐帆、陈小艺、江珊、何冰、胡军成了联合办班的第一批学生。

此时，濮存昕被自己父亲的老同学蓝天野力排众议调到北京人艺，用他的话说，

“像游子归家，既激动，又忐忑”。

蓝天野后来回忆，说闲话的人很多，有的领导也不同意，但事实证明，濮存昕是演话剧的好料，其实当时人艺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十分严重。

正在这一年，29岁的任鸣加入了人艺，开始了他和人艺长达35年的缘分，直到生命的尽头。

1987年，任鸣从中戏导演系毕业，受导演系教师、林兆华妻子何炳珠推荐，任鸣在毕业实习中给林兆华当助理导演。之后，林兆华向人艺建议，人才难得，正处于青黄不接时代的人艺应该留下任鸣。之后时任北京人艺副院长的林连昆亲自到学校去调任鸣档案，但中戏表示希望任鸣留校任教，于是时任人艺第一副院长的于是之亲自给中戏院长徐晓钟写了一封信，中戏这才答应放人。

任鸣进入人艺工作后，林连昆为了支持他，特意主演了任鸣导演的《北京大爷》，令其一举成名。

18岁时，任鸣怀着对导演职业的向往，给自己创作了一首诗：

“言志一口气，万难死不休；

今日誓出口，一生不回头。”

6月26日，周日清晨，载有任鸣的灵车绕首都剧场一圈，与他熟悉的舞台和同事告别。从去世后的哀荣不难看出，任鸣完成了自己年轻时代的誓愿。

任鸣去世第二天，由其导演的《阮玲玉》，再次登上人艺舞台。那是他1994年升任人艺副院长时的得意新作，此次力压其他剧目，被选为人艺建院70周年的献礼演出。该剧由任鸣的人生贵人林兆华作为第一导演，由他进入人艺那年的第一届人艺-央戏培训班的学员徐帆主演。

一切仿佛是天意。

然而，55岁徐帆出演25岁就香消玉殒的阮玲玉，男一号濮存昕则已经69岁了。这似乎又在预示着什么。

任鸣的突然离去，让很多舞台艺术家与话剧爱好者感到彷佛失去了一艘大船的船长，人艺的前途显得愈发扑朔迷离。

01 时代变革中的任院长与人艺

1979年，《茶馆》的复排公演，给观众和戏剧界带来了巨大震动。中央戏剧学院也在恢复高考后重新招收导演本科班，学制五年，三年招一次。

任鸣的家离东城区的北京人艺不远，从小耳濡目染。加入人艺之前，任鸣也一直在为此孤注一掷，宁可待业三年，也要等待中戏的招生机会。

等待的日子里，表叔介绍他到中央实验话剧院的《鉴真东渡》剧组跑龙套，在那里，他结识了演员李法曾，后来又经他引荐认识了中戏导演系教师白世本。

1982年，任鸣终于以专业课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戏，进入话剧行当。

这一年，在北京人艺一楼偷偷排练的林兆华话剧《绝对信号》，成就了小剧场话剧的起点，戏剧评论家童道明看了试演之后，写了人生中第一篇剧评——《<绝对信号>站住了》。

童道明在文中写到：

“中国因为有了《绝对信号》，终于汇入了世界小剧场戏剧运动的大潮。”

（40年来，林兆华一直扮演着中国话剧创新的旗帜角色）

后来，这部话剧从小剧场搬到了大剧院，在很多人看来，这宣告了中国话剧及小剧场艺术即将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然而，现实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美好。人艺首先要面对的，是演员、与导演的断档问题。

改革开放的春风，思想的解冻，对于人艺这样的国家艺术殿堂来说无疑是强大的助推剂。但与此同时，在毛泽东时代遍布全国各地的话剧团和演出队，正在面临失业的窘境。这也使得中国话剧人才的培养体系，离开了之前从地方到中央的层级人才选送基础。巍子后来自述，如果他当年不是在家人的反对下从宁夏话剧团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进修班，他的演员职业可能在80年代末就终止了。

1988年，巍子在毕业大戏《桑树坪往事》中扮演了一个“疯子”，成为史上第一个在校生获得梅花和文华两大奖，有了名气的他成功接下人艺抛来的橄榄枝。

然而，成就巍子名气的并不是人艺。进入人艺当年，巍子主演了人生首部电影《黄河谣》，获得了金鸡奖多项提名，此后又收到了《情满珠江》、《天国逆子》等影视剧邀请。如日中天的巍子决定不再忍受人艺严格的规定，辞去了这个“铁饭碗”，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个体户演员”。

巍子的选择代表了一大批年轻演员的选择。再比如胡军。1991年，胡军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进了北京人艺。然而在人艺的舞台上，他总是在演一些小角色，两三个小时下来，最多一句台词：“出发。”

面对职业生涯的抉择，胡军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走上了影视剧演艺之路。

1988年，北京人艺邀请美国导演查乐顿·赫斯顿来排《哗变》，这就是一次排练新戏的尝试。其实，这是一次退而求其次，背后是戏荒，即话剧创作人才的断档。虽然《哗变》的剧本不是原创，但总归是可以让人耳目一新。然而，事实证明，这次创新并不成功，在演出了几场之后，这部戏就被雪藏了。直至18年后，任鸣作为“青年导演”在2006年将其再次搬上话剧舞台。

虽然1988年版的《哗变》不是很成功，但这部戏成为了后来人艺几位顶梁柱的舞台艺术起点。在《哗变》排练过程中，刚加入人艺不久的任鸣担任赫斯顿的助手，而刚毕业的吴刚还不被允许进入排练厅，但已经默默盯上了辩护律师格林渥这个角色。

直到18年后，任鸣决定复排《哗变》，吴刚马上去找他：“我想演格林渥，要是演不上，我就不演这个戏了。”

任鸣回答说：“好”。

在人艺的老艺术家们看来，人艺在世纪末面临的窘境不止演员和编剧的话剧人才断档。《茶馆》固然可以常演不衰，但这样的神作是凤毛麟角，如何打造符合人艺水准的新戏？如何兼顾艺术与市场？

这是老一代艺术家与新生辈自80年末就在思考的问题。见多识广的老艺术家们的担心不无道理，眼看电视已经在中国普及，而在美国，百老汇因为二战后电视的普及而逐渐势微。

然而，在各种因素的神奇综合作用下，中国的话剧艺术并没有在90年代走向没落，而是奇迹般地朝相反方向发展：话剧艺术没有因电视的普及、港片与美国大片的涌入而衰退，正相反，演员与话剧形式借助于电视机而发扬光大，话剧创作者也借助商业大潮实现了更多的人生抱负。

林兆华在1990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使其制作经典话剧艺术的理想更为容易实现。文学天才梁左与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结合，用电视剧形式拍摄的微型舞台话剧《我爱我家》横空出世，成为了不可超越的经典。与此同时，包括蓝天野、濮存昕、杨立新、梁冠华在内的人艺艺术家纷纷“触电”，他们在话剧舞台修炼的深厚功底，让他们在电视剧领域游刃有余；而在电视剧领域获得的巨大成就，又为他们在话剧领域的继续创作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也是在此时，任鸣这一代话剧导演羽翼丰满，开始扛大梁。

1994年夏天，《我爱我家》热映之时，34岁的任鸣成为人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院长。

在这一年，老院长曹禺在病床上拉着任鸣的手嘱咐了他三点：戏是排给观众看的，一定要让观众看懂；人艺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你一定要好好学习焦菊隐现实主义导演方法。

（任鸣和曹禺）

人艺的招牌戏毫无疑问是《茶馆》。从1958年《茶馆》首演算起，于是之、蓝天野、郑榕、英若诚足足演了374场。蓝天野在一次采访中谈到1958人艺初排《茶馆》时的情形：

“老舍先生偶尔也来，说一点儿，但从不多说。”

1999年，人艺决定由林兆华导演和一批年轻演员复排《茶馆》。

顶着前辈们的光环，已经成长为人艺顶梁柱的演员濮存昕、杨立新、梁冠华、何冰、吴刚、冯远征、宋丹丹、龚丽君、岳秀清等人接棒演出。

宣布名单时，青年演员们都站在门口，紧张地望着林兆华导演，期待听到自己的名字。

1999年10月12日，新一代《茶馆》首次公演，濮存昕邀请老一代艺术家黄宗江观看，戏演完了，老人家只说了一句：“不容易。”

刚满30岁的冯远征被分到了胆小怕事的松二爷一角，他不服气，找导演说他演不了，导演说：

“演不了，就退出。”

于是松二爷一演就是20多年，如今，冯远征也终于捱到了和松二爷一般的年纪。

（《茶馆》人艺70周年纪念版）

上一代演员在排练《茶馆》时，老舍和焦菊隐两位创作者都健在。童超曾去鼓楼大街寻着过还在世的太监，蓝天野就近观察过不少民族资本家的生活，而如今，冯远征们只能从前辈的影像中想象那个时代。

在任鸣看来，也许作品高度不能超越《茶馆》，但作品的丰富程度是可以超越过去时代的。

在任鸣心中，和人艺院长身份同等重要的，是他的导演职业。任鸣曾表示：

“我不会放弃创作，我的职业首先是导演。导演是我生命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要是不让我排戏，那就相当于要了我的命！”

在任鸣于人艺工作的35年艺术生涯中，由其导演的戏剧作品有70余部，平均一年要导戏超过两部，这个成绩是很难有人追赶得上了，何况，作为副院长、院长的他，平时还要拿出大量精力来从事人艺的管理工作。

为了集中精力从事于艺术事业，任鸣不使用微信，人艺的同事想要找他远距离沟通工作，就需要电话或者通过其妻子中转信息。

60后任鸣的人生谢幕，发生在其院长职位卸任之前，并且是走在了人艺前两任院长——40后张和平与30后刘锦云，以及其人生贵人——30后林兆华的前面，令人扼腕叹息。在去世前夕，他除了参与人艺70周年相关庆祝活动之外，还在指导排练由徐帆主演的话剧《阮玲玉》，并在其去世后的第二天上演。作为话剧艺术家和院领导，任鸣做到了鞠躬尽瘁。

02 从《茶馆》、《雷雨》到林兆华扛旗40年，人艺的追求与困局

在人艺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因一个人物的去世而让人艺陷入困境。

然而，“最勤奋的帅才”任鸣的去世，却让人艺的前途变得有些让人悲观——老艺术家们的担心，以神奇的方式跳过了90年代、00年代与2010年代，在2020年代成为了人艺的现实挑战。

“现在的人艺培养新角儿挺难的。”红姐对『摩羯商业评论』说。“过去是‘话’而优则‘电’，很多人艺培养的演员看电视剧更挣钱就不干话剧了，濮存昕、梁冠华这样的戏骨是两头兼顾。但在中戏、上戏毕业的90后、00后演员，谁还愿意拿着微薄的薪水，跑十年龙套去练舞台表演基本功呢？”

红姐是老北京，从小就跟着家长看话剧，自己与很多演员还认识。在她看来，话剧人才在现在的流失要比80年代末严重得多。而《阮玲玉》这部戏仍在由徐帆和濮存昕主演，就是人艺人才青黄不接的证明。

其实，这种人才流失不用等到90后来表现，在新世纪初这种迹象就表现的很明显了。

2001年，陈好从中戏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出演了首部话剧《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然而就在她刚刚踏入人艺大门的时候，父亲突然得了肝癌，急需一笔巨额的医药费。陈好无可奈何，只能辞去人艺的工作出去拍电视剧为爸爸的手术筹款。

于是就有了那部让她一夜爆红的《粉红女郎》。

（《粉红女郎》剧照）

“我觉得一个好的话剧看完以后，你步行回家，你不想坐车，你也不想跟别人说话，就一个人走到家，我觉得那肯定是一个好的话剧。”

这是科班出身的徐峥的真情表述。

1998年，凭借话剧《股票的颜色》获得第十届白玉兰戏剧奖最佳男主角的徐峥，在新世纪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话剧舞台，观众现在谈起他，早已经忘记了他的白玉兰戏剧奖，而都喜欢提到他的电视剧成名作《春光灿烂猪八戒》，以及“话剧演员陶虹的老公”。在新世纪，这种现象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当初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成功考进人艺的宋轶和蓝盈莹等人，也都先后离开了人艺。

老一辈有于是之、蓝天野、朱旭，后来有濮存昕、冯远征、吴刚、何冰、徐帆、陈小艺，而现在，还能被叫出名字来的年轻演员，越来越少了。在年轻演员看来，这无关艺术，只是生存。

人才流失的后果也是很明显的。2007年，中国话剧一百年，张和平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三任人艺院长，彼时，坊间已经对“人艺”颇有微词：剧院班子不太团结、没有什么新作品出现、人才流失严重，甚至，院长这个职位都空了好几年了。

（任鸣的前任院长张和平）

上任后，张和平放低姿态、三顾茅庐，分别找了60多人谈话，去“请人”，宋丹丹、濮存昕、何冰、徐帆、杨立新等在人艺舞台上成名的艺术家，甚至连蓝天野与朱旭这两位已入耄耋之年的建院元老，也被请回了人艺的舞台。

两年后，《窝头会馆》应运而生。在很多话剧迷眼中，人艺又支棱了起来。

《天下第一楼》也是人艺的名剧，但因为实际上是对《茶馆》的复刻，或者说创作者本来就是把这部戏当作“低配版”《茶馆》来创作的，所以其一直以来并不能代表人艺的艺术创作水准。

作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献礼剧，《窝头会馆》虽然覆盖的时代场景不如《茶馆》多，但却集中了北京人艺最强的演员团队，上演73场获得了2500多万的票房，突破人艺往年的票房纪录。

《窝头会馆》似乎是人艺再次支棱起来的标志。然而，事实却是，这2500多万的票房，这些戏骨中的每一位，主演几部影视剧再拍几个广告就能挣到。

就在人艺再次被光环笼罩的时刻，移动互联网大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改变着人们的时间分配。

阴差阳错，电视机没有从人艺那里夺走的东西，网络却在无情地一一拿走。

在人艺的艺术家中，1975年唱着样板戏进入人艺的杨立新，算是既有思想又善于表达的一位。

2016年，他曾以人艺青年演员雷佳为例，跟媒体表达过人艺在新时代的困境。

80后雷佳2005年进入人艺，是人艺演员队伍里的标兵，在杨立新看来，并非毕业于央戏、上戏、北电，而是毕业于传媒大学表演系的雷佳

“每年演出的场次最多，拿演出分最高，只要院里有需要，他就会演。”

（青年演员雷佳）

但正因为雷佳特别敬业于话剧舞台，反而没有更多精力去拍电视剧了。他最忙的时候一年演出两百场，演出费加一起也就十几万，甚至比不上普通演员拍一集电视剧的价格。

直到现在，百度“雷佳”这个名字，前几页要么是《人世间》主题曲演唱者雷佳，要么是《人世间》的主演雷佳音。

“这不是对坚守舞台的演员的惩罚吗？”

杨立新质问道。

但是，杨立新的质问，并没有可质问的具体对象。作为人艺演出队长，一个月工资才4000多的他能做的，就是力所能及介绍优秀的年轻同事，挤出时间来去拍影视剧贴补生活。

“前任院长张和平有号召力，叫哪个角儿回归舞台演戏谁就得回来，还不是因为他之前做过紫禁城影视的总经理？冯小刚得以成名的那几部戏，《甲方乙方》、《没完没了》、《不见不散》等，使用了大量人艺的演员，这都是张院成就的。”

红姐对『摩羯商业评论』说。

杨立新的质问发生于2010年代，而到了2020代，舞台演员面临的情况则更为恶化。

由爱奇艺出品的《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在2021年爆红，蒋龙和张一驰组成的“逐梦亚军”组合火了，他们的参赛作品《台下十年功》拿到了8600分全场最高分，在上一个赛段的《最后一课》也得到了9100分的全场最高分（满分9300分）。两个人让于和伟“眼眶湿润”，让徐峥“主动加个微信”并称赞蒋龙为“宝藏演员”。

可是在2021年之前，蒋龙已经参加了无数这样的比赛，甚至他还与众多一线明星合作参演《全职高手》和《扶摇》，但仍然默默无闻。

无论是《最后一课》中在密室逃脱游戏里无奈扮演NPC（游戏中的跑龙套角色）的表演系高材生，还是《这个杀手不太冷》中迫于生计而改行做杀手的歌手，抑或是《台下十年功》中对京剧充满热爱却最后转行的脱口秀明星，讲述的都是舞台理想与时代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

《最后一课》成为网络热词后，“腰部演员的生存现状”上了热搜。蒋龙接受采访时说，这个故事不是空想的剧本，而是来自于他的真实经历：之前在玩密室逃脱的时候遇到一个NPC，演技特别好，后来发现其实是自己在电影学院求学时候的熟人。

这就是当下时代的演员困境：坚守于舞台表演很难，有机会登上舞台亮相更难。这种时代困局，仿佛是《茶馆》里常四爷经典台词的重现：

“我爱舞台表演，可是谁爱我呀？”

任鸣在1994年升任副院长，特别是2014年升任院长之后，面对时代挑战，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方式：将“新演员三年内不能在外接戏”的规定，改为一年；扩充了实验剧场、曹禺剧场、人艺小剧场、菊隐剧场等多个剧场，为人艺扩容；他自己身体力行，导耕不辍，为更多青年演员创造登台的机会。所以，在任鸣去世之后，很多青年演员才会有了失去了船长的感觉。

作为观众心目中的“中国话剧艺术最高殿堂”，人艺面临的时代挑战，还不止是挽留和培育人才问题。

纵观世界戏剧的发展史，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民族的话剧人如中国话剧人一样，在民族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

如果从演出市场来看，话剧市场其实很红火，相对于宅在家看剧，这是一种更为高雅的娱乐方式。然而，对于“中国话剧艺术最高殿堂”，娱乐只是人艺顺带完成了一个次要功能，在话剧迷和专家学者看来，人艺如果不能在每个时代创造出反映时代的作品，那就是人艺的失败。而人艺也曾经在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失败”过。

对此，『摩羯商业评论』采访到某著名学府的中文系C教授，其对中国话剧特别是人艺话剧的现状持批评态度。

“一直到2000年代，每一个十年都至少有一部话剧成为学者们的研究课题，但这种现象在2010年代就已经终止了。最后被学者集体研究的话剧，还是过士行与林兆华合作的‘尊严三部曲’，00年代是《厕所》，到了2011年的《回家》，就终止了。”

C教授说。

在C看来，中国话剧界最具先锋创作力的，40年来一直是林兆华，这就是不正常的。

“林老是30后，一直由他扛着中国话剧创新的大旗，这本身就说明中国话剧出了问题。”

C教授说。

（《厕所》剧照）

而对于人艺来说，这种情况可能更糟。

C教授提到的《厕所》，在2004年被搬上舞台，跨越改革开放前后的三十年时空，被很多话剧迷称为“蹲着的茶馆”。然而，这部剧并非是人艺的作品，而是世纪之交成立的中国国家话剧院的作品，它也给国家话剧院带来了光环与荣誉。

一位学者在论文里写道：

“其实在严肃艺术的共享性问题上，比过士行更显著的例子是文学领域里的王小波和电影领域里的周星驰——因为智慧和有趣，前者由‘精英的殿堂’冲向‘大众的广场’，后者由‘大众的广场’迈进‘精英的殿堂’。过士行戏剧并未被如此铺天盖地地共享，但这并不妨碍其作品的精神特质所潜藏的强大的共享可能。”

（作为主演之一，陶虹一人饰两角在里面奉献了精彩的表演。她后来接受采访，被广为转发的关于女性权利的观点，即来自于《厕所》。）

其实，作为中国话剧创新的旗帜，林兆华对人艺习惯的话剧创作路线也有不满。

在中国话剧100年的时候，林兆华曾经有这么一段自述：

“当然不考虑票房不行。现在先不谈票房好坏的问题，我觉得舞台上缺乏一种东西，一种精神，即‘戏剧精神’。我理解的这种戏剧精神，就是不甘于现在的戏剧状态，不甘于原有的那个模式，从导演到表演的模式，尽管它可能不成熟，但总有新的东西让你看到。但恰恰剧团的戏剧，或我们大家认可的戏剧都没有这种生命力……有多少人借用毛泽东所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实际上在艺术创作上，应该把‘皇帝’拉下马，谁创作的好谁就是经典。我们现在需要旧戏剧的叛逆者，因为，说要继承传统的人，到最后（很可能）不是真正的继承者。”

“人生三部曲”和“尊严三部曲的”编剧过士行，是记者出身，从小跟着爸妈去人艺和儿艺看话剧，林兆华将其视为真正的志同道合者，每次见面称其为“过老”。然而，2004年《厕所》演出之后，一位戏剧界老领导称其为“当年三大坏戏之首”。

对于人艺倡导的话剧创新路线，“过老”表达得更为直接。

（过士行（左）与林兆华）

“我觉得写戏的人首先要对世界有总的看法，我们绝不是为了几个习作就来写戏的……于是之先生看过我的《鱼人》剧本后告诉我：你先老老实实地写几个现实主义的戏练习一下，然后再写别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写作如同生孩子，从一开始就是按一个完整生命来孕育的，没听说‘你先老老实实生几个这样的，然后再生几个那样的’。”

《厕所》获得热烈反响后，过士行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

其实，不止是已算人艺编外人员的林兆华与过士行在思考话剧变革问题，在人艺内部，戏骨们也在思考着。杨立新就表达过和林兆华类似的观点：

“我们以前总谈教化、谈教育，文艺作品教育意义要大于娱乐意义。周恩来说得比较好：寓教于乐，他说的乐是娱乐。但是现在，电影只抓票房，电视只抓收视率，为什么我们总是这样，矫枉就一定过正呢？……那么多年，我们把文艺变成了灌输。文艺作品是有娱乐功能，但它也应该有批判性。”

“你看，在《我爱我家》中，‘我们老了，不中用了，你们还年轻’这样的话都能由杨立新扮演的贾志国说出来，在《厕所》中，‘国家在作’这样的台词不止一次由角色说出来。后来还有这样的戏剧创作空间吗？没有的话，人艺靠什么再次辉煌？”

C教授说。

都想要人艺的艺术之树长青，那么环境还能给人艺的艺术家这样的创作空间吗？光靠70多年前创作的《茶馆》和《雷雨》来撑门面，恐怕难了。《茶馆》的时代在远去，而杨立新也曾失望地感叹，《雷雨》在学生们看来不过是大家门户乱搞男女关系。

03 过去、现在与未来

熟悉的人都知道，北京人艺后台门檐处那块牌匾上写着四个大字：“戏比天大”。

作为北京唯一以“人民”命名的剧院，这背后的分量使每个人艺人都时刻不敢怠慢。

人艺在《有关艺术生产的十项章则》第三部分的第6条提出：

“为排一个戏所需要的深入生活的时间，不计在排练时间内。”

站在2020年代，无论是人艺的戏剧表演艺术家，还是热爱人艺的观众们，都希望这些严格的艺术规矩是艺术精品的催化剂，而不是与时代元素相冲突。

在《写在北京人艺建院七十周年之际》一文中，任鸣写道：

“我们深知，青年是剧院的未来，2019年至2020年，历时一年的演员表演培训班顺利结业。经过这些年的培养，我们将有一批青年演员和创作人才站在舞台中央，展现他们的才智。2021年，大家盼望已久的北京国际戏剧中心落成启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它凝聚了几届人艺领导、几代人艺人的共同期盼、奋斗和努力。首都剧场、实验剧场、曹禺剧场、人艺小剧场、菊隐剧场五个剧场共同开启了北京人艺历史的新篇章，标志着北京人艺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个更加活跃、更加开放、更加充满活力和朝气的时期。我们将由此出发，进入更广阔的艺术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