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氪领读 | 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本文摘自《深度转型：大分化时代中国怎么办》作者：滕泰 朱长征 等，36氪经授权发布。

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繁荣的国内市场，而国内市场的繁荣则有赖于收入分配改革的不断推进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扩大。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重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问题，并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必须加强产权保护，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

新供给经济学认为，只有按照要素贡献和边际报酬进行分配，才是真正公平的分配制度；针对目前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扭曲现象，只有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要素占有的公平性，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才能真正扩大内需，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经济转型

如果一个国家中等收入群体占的比重最大，那么社会将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如果中等收入群体占的比重较小，而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占的比重较大，则分配格局将呈现为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如果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规模依次增大，则社会的分配格局将呈现为金字塔型。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的 60%～70% 时，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对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民福利的提高都是最有利的。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也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由过去主要依赖外部市场向依靠内需转变的任务。如果中国呈现出哑铃型或者金字塔型的收入分配格局，那对于培育持续稳定增长的国内市场是不利的。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低，也就是说由于其生活条件普遍较好，在每个单位的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一般较低，对于整体经济的拉动有限；而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尽管较高，但是整体收入水平限制了其消费能力，而且其消费结构一般集中于生活必需品，对于整体经济的升级换代也缺乏带动力。同时，哑铃型或金字塔型的收入分配格局，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哑铃型的分配格局下，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容易向激化的方向发展；而金字塔型的收入分配格局容易导致阶层固化，社会缺少流动性，往往陷入僵化停滞的局面。

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保证了其稳定的支付能力；同时中等收入群体表现出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向消费型增长转变。同时，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更倾向于新型消费品，他们对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接受能力普遍较高，更有利于配合中国经济向高端内生性经济转型升级。中等收入群体占据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也最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在这样的格局下，低收入群体通过一定的奋斗，有可能上升至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也可以通过努力，进入高收入群体，阶层之间有着良好的流动性。

因此，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社会向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转变，既有利于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又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增长，因此也是提高国民福利的必然要求。

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制约因素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在不断扩大和发展。但是从整体来看，即使按照较低的标准，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也仅有 30% 左右。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些社会调查中，美国就有 66.7% 的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在瑞典这一比例是75.0%，在中国台湾是 57.7%，而在总人口不足 1.3 亿人的日本，长期以来有“一亿中流”的说法，即一亿人都自认属于中产阶级。由此可见，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明显滞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任务非常急迫。

房价上涨过快、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过高、要素占有公平性较差、行政权力参与财富分配等原因，是抑制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和快速壮大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大中城市中，房价上涨过快成为抑制新生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重要原因。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学以上学历的年轻人是新生中产阶级的主要后备力量。他们在毕业后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很快在大城市获得稳定工作，进入白领阶层，或者成为专业人士、企业管理者，他们的收入能够保障其在大城市的衣食住行，同时还有余力进行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中产阶级群体由此得以不断扩大。但是 21 世纪以来，远远高于收入涨幅的房价增速，使居住成本占据了年轻人收入的相当大部分，挤占了本应用于改善生活和提供发展的其他支出。

房价上涨过快，也是分配机制扭曲的重要表现。其本质一方面是人为制造的土地要素稀缺，导致能够获取土地资源的房地产开发商等获取了过高的回报；另一方面是住宅的投资品属性被过度放大，扭曲了其消费属性，掌握资金要素的部分群体可以利用其资金优势和金融杠杆扩大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挤压了普通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就必须改变土地要素、资金要素在分配中占据过高份额的局面。一方面恢复住宅的消费品属性，降低投资性、投机性买房需求，尽快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另一方面通过“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的房价管控政策，将房地产库存转化为有效供给，满足居民的刚性需求，改变土地要素收入挤占劳动、技术、管理应得份额的状况。

财政收入占比过大、增长过快也是抑制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的原因之一。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的宏观税负为 37%，高于发达国家水平，2019 年中国社保缴费率略有降低；而且与发达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不同，中国在低福利水平征收高税负，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更大。从增速来看，财政收入增速一直高于国民收入增速，而直接影响企业和居民所得的所得税增速一直高于整体财政收入增速。

企业所得税主要影响企业的税后利润，并直接影响到企业主的红利收入。调查显示，目前小微企业、中小企业的税负普遍偏重，从纳税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来看，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承担的比重甚至超过了上市公司。个人所得税尽管在政府整体税收中所占的比重不高，但是它却广泛影响到工薪收入群体。在西方发达国家，工薪阶层的人数占比将近 50%，但只承担了个税的 5%，而 10% 的高收入者承担了 60%，1% 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 30%。2014 年，中国的工薪所得税在个人所得税中的比重已经占到 65%，有人认为个人所得税实际上已经成为“工薪税”，这种情况在 2018 年、2019 年个税改革后才稍有扭转。过重的税负不仅减少了企业和居民的当期收入，而且长期影响劳动者、技术人员、管理者的可支配收入，不利于经济发展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因此，减税的总体指导思想要有利于鼓励劳动、技术、管理等要素所有者获得更合理的要素回报，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书名：《深度转型：大分化时代中国怎么办》作者：滕泰 朱长征 等出版社：企业管理出版社

作者简介

滕泰

博士，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提出者，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曾任中国银河证券研究所所长，民生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兰州大学兼职教授，著有《新财富论》《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软财富》《软价值》《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经济学：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转型》《创造新需求》《全球通胀与衰退》等作品。曾于2010年、2015年受邀参加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并做经济形势汇报。

朱长征

曾任《财经》杂志宏观新闻部主任、财新网副总编辑。耶鲁大学中国法律中心访问学者，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专注于宏观经济、改革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