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学范式是数字文明之基

腾云·2022年03月21日 20:46

新科学范式是数字文明之基

文明是以科学技术、生产和生活方式、价值、制度为核心要素的人类生存方式的进步状态。科技是文明中最活跃的因素，科技与社会各种要素之间的互动，形成一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趋向，价值通过制度建构和维持一定的秩序，从而形成一定的文明形态。

核心科技的革命性转换是文明转型的关键要素，而核心科技的革命性转换有赖于科学范式的转型。构建和普及整体主义与还原主义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合的新的科学范式，是中国更好地驾驭和推进数字文明，引领数字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任务。

01 科技是文明中最活跃的要素

文明意味着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一切，其外延过大，很难作理论分析工具。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文明概念。我以比较文化和文明两个词的方法，试着界定文明概念。文化没有任何价值指向，是中性词，它包含人类在时空中的一切。文明则不然，具有价值指向，是指文化中进步的部分。

摩尔在《古代社会》中将人类历史分为蒙昧时期（人对大自然无认知）、野蛮时期（由于食物不足而吃俘虏）和农耕文明时期。至今为止，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在讨论文明时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

据此，我把文明界定为：文明是以科学技术、生产和生活方式、价值、制度为核心要素的人类生存方式的进步状态，如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等。

科学技术是文明中最活跃的因素，划时代新科技的问世总是带来革命性的变革，总是把人类文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布赖恩∙阿瑟在《技术的本质》中指出：经济是技术的展开过程。技术集合在一起，然后创造一个结构，活动、物流、服务都发生在其中，由此创造了我们称之为“经济”的东西。

经济以这种方式从它的技术中浮现出来。它不断地从技术中创造自己，并且决定哪种新技术将会进入其中。注意这里的因果循环：技术创造了经济的结构，经济调节着技术的创造（因而也是它自身的创造）。布赖恩∙阿瑟进一步明确指出：技术是种子，也是阳光，土壤和养分。

科学技术的内在价值是中立的，而其外在价值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互动，形成对与错、好与坏的判断标准，即价值倾向；价值倾向规定行为规范，即道德与制度，并以此建立和维持秩序。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箱子理论”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在某种制度的影响下做出的，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法律、成文的制度规定叫做正式制度，而非成文的习惯、习俗等属于非正式制度。任何人都在“制度箱子”中生活。

从这个角度讲，国家是由一系列的制度构成的制度群。制度群的综合作用建构和维持秩序，形成国家的存在方式；制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制度是建构和维持秩序的手段。价值是制度的灵魂和目的，而制度是实现价值的手段。价值与制度相一致时，制度按价值的指向运行，并建构和维持特定秩序，但其价值尚未获得普遍认同的时候，制度无法向价值所指的方向运行。

总之，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价值和制度的互动构成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生存方式，即文明形态（参见图1）。

图1：人类文明的形态

02 科学范式转换带动文明转型

文明有生长、发展、成熟、衰亡的生命周期，而文明的周期性转换与科技革命直接相关。托马斯・库恩创立了关于科学发展的“科学革命论”。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不是累积的、堆栈的，而是范式转换的结果。

“范式”是库恩科技哲学的核心概念。一种范式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一整套信念和思维模式、认知方式、核心理念和方法论，规定了该领域内科学工作者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念和基本方法。

从这个角度讲，科技是知识系统、认识论和方法论及其物化状态。库恩指出：科技革命是科学范式的转换，即当科学共同体共有的一套旧范式不能满足当前科学研究和发展的需要时就要打破当前旧的范式、创造新的范式，从而发生科学革命。

库恩将“科学革命”定义为：科学发展中的非累积性事件，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被一个完全不能并立的新范式所取代，科学就是因此而不断地向前发展。

通过科学革命，具有进步性的新范式取代了旧范式，取得了具有创造性地研究结果，新的科学共同体取代了旧的科学共同体，新的常规科学取代旧的常规科学。

17、18世纪，机械唯物论成了那个时代的基本科学范式。神学世界观被萎缩，追求理性成了占统治地位的认知模式和价值观念。从笛卡尔到牛顿的一批学者创立了机械唯物论的宇宙观。这个宇宙观认为，从天体到人类社会整个世界是天然形成的非常精巧的机器，都像机器那样按照某种规律运转。

“人是机器”，人归根结底是一些在地面上直立着爬行的机器。机械唯物论以部分的而不是整体的、简单的而不是复杂的、线性的而不是多元的、确定的而不是不确定的观点观察和解释世界。机械唯物论科学范式引起了一系列的科技发明，使人类步入机械化时代，即工业文明。

工业文明的关键科技是机器印刷、能源上的电和石油，通讯上的无线电，物流上的内燃机、电力驱动等。新科技导致了未来学家托夫勒曾经以劳动方式最优化、劳动分工精细化、劳动节奏同步化、劳动组织集中化、生产规模化和经济集权化等六大基本特征来概括的工业化（参见图2）。

图2：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的特征

工业文明以占有为第一目的、以效率为第一原则、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使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工业文明又产生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无限竞争，导致了人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冲突，导致了殖民侵略和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冲突，进而导致了人类不可持续发展的局面。

当今世界已经启动了工业文明与数字文明交替的历史进程。40多年前，阿尔文·托夫勒敏锐地指出了工业文明的基本特征以及工业文明分裂生产和消费及由此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并宣告了工业文明的衰亡和第三次浪潮（新科技革命）已经到来。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物理学、生物学、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及其相互融合，由互联网、物联网造就的人与人、人与物的实时链接以及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分离与融合等因素，正在改变工业文明的方方面面。

这一轮新科技革命是由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的系统论范式及90年代以来的复杂适应系统论范式所带动的。如果说，工业文明中以局部的精准观察、简单、直接、确定的因果论（机械原理）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机械唯物主义范式更接近于还原主义范式的话，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科学范式应该是还原主义与整体主义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合为基本特征的新范式。

美国圣塔菲研究所前所长在《复杂世界的简单法则》中，似乎在隐喻复杂适应系统范式的基本原则，即以生物学的复杂视角观察和认识世界、以物理学的简单法则解释世界、以数学语言准确地表达世界。正是复杂适应系统论范式在带动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转型。

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先后创立并获得迅猛发展起来的，学界称“老三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新三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是在新老系统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科学范式。

这个范式以其思想的新颖和富有启发，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应用，推动着人们对于复杂系统的行为规律进行深入研究（参见图3）。

图3：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诞生

在复杂适应系统论范式的引领下，正在涌现一系列的新发明、新创造，使科学技术进入全新时代，即大数据时代。这个变化促成了互联网、物联网造就的人与人、人与物的实时链接以及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分离与融合。

在虚拟世界，人工智能帮助我们重新编辑和组合现实世界，为我们提供最佳方案。新的科学技术正在改变人类的行为方式和组织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及其价值观。新的文明形态，即数字文明正在孕育之中。

新科技正在孕育新经济模式。里夫金的大数据时代的新经济模式理论依然遵循着经济是技术展开过程的基本逻辑。里夫金认为，新经济模式由能源、通信媒体和物流体系等三个关键要素以及边际成本为核心概念，构成其逻辑体系。里夫金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形成绿色能源世界。

太阳能、风力、等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将远低于石油、煤炭等能源。人们甚至可以利用免费的信息来管理所谓的“几乎免费”的绿色能源，从而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共享能源。

除了移动互联网外，物联网已经初露端倪。新的智能基础设施智能物联网将实现人与物的互联.在传统的通信网络的基础上，将建立起能源网络和物流网络。这三种网络的相互融合，形成了新的经济模式“强大的技术平台”，其价值和效率的提高是无限的。如果能源和通信媒体实现零成本化，运输工具的成本也将降到零成本。

里夫金认为，到21世纪中期为止，各种各样的经济模式将混合在一起，但到后期共享经济成为主流经济模式。目前，学界对里夫金的共享经济新模式的预测多有质疑。新科技有可能孕育共享经济，即数字社会主义经济，但也有可能孕育数字资本主义。

工业文明曾经按资本主义、计划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四个不同价值方向展开。首先，产业革命向“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方向展开。一方面，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教育普及、公共服务普及、普遍选举权等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文明水平。另一方面，工业文明又经历了侵略和掠夺、无数战争，甚至两次世界大战，不平等、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道德衰败，使人类面临无法持续发展的境地。

其次，计划社会主义与此相反，以生产要素的国家所有为核心，试图建设公平的社会，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再次，退出计划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向欧州和北欧两个不同方向展开，似乎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两个方向的共同点都是选择了相同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但不像美国式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那样将教育和健康商品化，都将教育和健康作为国民的权利，由国家或社会保障。

最后，中国退出计划社会主义，并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功。

03 构建新的科学范式是我国数字文明建设的基础性要素

当我国在短时间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摆脱贫困并进入“富起来”、“强起来”的新的历史征程之际，新科技革命为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新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所谓“跨越式发展”，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落后者对先行者走过的某个发展阶段的超常规的赶超行为。

在工业革命时期，美国用42年赶超了英国、日本用47年追赶了英国、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大致用34年追赶了发达国家。我国要在2035年实现现代化，而这个现代化不仅仅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应该是同时并进工业化和数字化，并建设数字文明的跨越式发展的进程。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发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个问题换言之即是“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了？”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工业革命为什么未在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国出现，至今仍是学界关注的重大话题之一。

从科技的视角观察，我认为，由整体主义、伦理主义和价值理性导向等因素构成的中国古代文化范式，可能是使我国农业文明过早成熟并且形成超稳定结构的主要原因之一。

还原主义是相对整体主义来说的，都是研究复杂系统的两种相对的思想。还原主义将高层次还原为低层次、将复杂的整体还原为各组成部分加以研究。比如，古希腊的毕德哥拉斯将世界的本质还原为数字，而在我国的儒家文化中始终贯穿着将世界理解为各个部分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整体的思想。

比如“阴阳”、“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上文提到的17、18世纪笛卡尔到牛顿的机械唯物论认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们思想的客观存在，是世界上一切变化的基础。他们认为，从天体到人类社会整个世界是天然形成的非常精巧的机器，都像机器那样按照某种规律运转。

人本身也是有几百万个零部件组成的机器。机械唯物论部分地、局部的和精准地观察事物，并建构简单、直接、确定的因果逻辑，即机械原理逻辑。

机械唯物论范式与理性主义思想相联系。理性主义主张，通过符合逻辑的推理而非依靠表象而获得结论，意见和行动的理由。西欧从古代的亚里斯多德、毕德哥拉斯到近代的笛卡尔具有丰富的理性主义传统。正是理性主义传统导致了近现代的机械唯物主义思想和最近的复杂适应系统论范式。

与此相反，我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伦理主义认知模式。伦理主义认知模式表现为祖先崇拜，而祖先崇拜意识定向表现为独尊儒术、确定经典、以权威的结论为信条、只准信仰，不准怀疑等。祖先崇拜主义为特征的伦理主义为我国古代农业文明形态的稳定、持久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伦理主义又是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未能孕育出工业文明的关键要素之一。

机械唯物论科学范式引起了一系列的科技发明，使人类步入机械化时代，即工业文明。另一方面，理性主义和机械唯物论科学范式又与工具理性直接有关。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价值理性，即关注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

正是理性主义和机械唯物论与工具理性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工业文明的文化范式，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物质和金钱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手段成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们身上的铁的牢笼，使资本主义走向了殖民主义、侵略和战争，导致了道德衰败，也导致了人与自然的激烈冲突，使人类社会面临了不可持续的境地。

价值理性注重“应然”，而不是“实然”，注重的是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或道德判断而缺乏精准的事实判断和因果关系分析。价值理性导向是我国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儒家文化注重的不是效率，更不是发展和创造，而是以中庸达成整体关系的和谐。这种价值理性导向与伦理主义和整体主义价值取向完美结合，形成了极其完备的文化范式支撑了农业文明的持久超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