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全球都应该推广“一周四天工作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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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打破五天工作制模式、缩短工作时间是大势所趋。对企业来说，实施四天工作制并不会降低企业效益，相反，它可以使员工更加专注工作，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对员工来说，额外的休息时间将有利于改善生活质量，保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因此，相比于一周五天工作制来说，一周四天工作制可能对企业和员工更有利，需要得到更广泛的推广和应用，让员工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本文译自Tomasz Tunguz，原标题为“Kill the 5-Day Workweek”，原文作者为Joe Pinsker，希望能对您有所启发。

在Buffer公司（一家制作社交媒体管理工具的公司），89名员工都已经习惯了老板不走寻常路的领导风格。在Buffer，包括首席执行官（CEO）在内，每个人的工资都是公开透明的。并且，由于他们唯一的办公场所在六年前就关闭了，目前所有的员工都是远程办公。另外，Buffer还为员工购买书籍作为额外福利。

去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使无数打工人失去了常态和平衡的生活，心理健康也受到了很大影响。令人毫不意外的是，面临这种情况，Buffer采取了其他公司很少采取的应对方式，即每周给员工多放一天假，却并不降低员工的工资。到现在，疫情已经持续了一年时间，这项规定也仍在继续执行。Buffer的客户服务代理埃素斯•穆罕默德（Essence Muhammad）认为，这一项措施对于疫情中的打工人来说简直就是有如天助，有效缓解了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压力。

Buffer公司在实行四天工作制后，会议和社交活动减少了，员工的工作节奏加快了，完成同样内容的工作所需花费的时间似乎更少了。这让那些支持每周四天工作制的人感觉到很不可思议，但好像又是意料之中。Buffer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妮可•米勒（Nicole Miller）也提出了“将工作扩展到规定时间内完成”的原理，即当公司规定员工每周应该工作40小时的时候，尽管工作可以在更短时间内完成，员工也会想方设法拖延至40个小时工作时间结束。因此，Buffer公司以后可能再也不会恢复五天工作制的工作模式。

当你需要决定未来从事何种职业时，当企业开始考虑现场办公的价值所在时，当经济重新复苏后低收入的工人期望加薪时，这种已经在Buffer这类小型科技公司得到有效实施的四天工作制方法，其实远没有像那些被误导的员工们所认为的那么激进。这是因为，在四天工作制模式下，员工通常会觉得自己更健康、更快乐，时间也更充裕，老板们也觉得员工工作开始变得更加专注、更有效率。并且，这些公司的成功也表明了一个很有趣的可能性：传统的工作方法可能从根本上就已经被误导了。

一直致力于帮助企业尝试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作家兼顾问亚历克斯•索勇-金•庞（Alex Soojung-Kim Pang）曾说，在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里，工作变成了内卷。他认为，虽然“缩短工作时间能让一家公司更成功”的想法听起来就比较天方夜谭，但是只要我们的生产率得到提高，一周工作四天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只是现在它们被冗长的会议和没完没了的无效沟通拖累了。

抛开一周四天工作制给企业带来的好处，为员工剥离工作上额外的束缚且不降低员工工资（无论他们是按月支付还是按小时支付），减少员工的工作时间，将从真正意义上促进人类繁荣。它不仅有利于各个经济阶层的工人能够更好地平衡个人发展和照顾家庭，还将使一项很重要但却被遗忘已久的道德工程重新启动：即让美国人多一些生活，少一些工作。

在过去的几年里，世界各地的公司和政府都越来越认同“四天工作制可能对企业更有利”这一观点。在疫情爆发前，微软公司和汉堡连锁店Shake Shack在公司内实验了这一计划，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国际企业集团联合利华（Unilever）驻新西兰办事处目前也正在推行每周四天工作制的试验，实验期为一年，试验结果可能会为该公司全球15.5万名员工的工作时间安排提供参考。西班牙和苏格兰政府为鼓励企业实施此项计划，正计划试行给公司发放补贴，以让员工们可以多休一天假。日本和新西兰的政界人士也对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想法表示了支持。

近期，众筹网站Kickstarter的高管乔恩•利兰（Jon Leland）和从事政治宣传工作的乔恩•斯坦曼（Jon Steinman）将与庞一道，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推广每周四天工作制的活动。他们的计划是激发员工的兴趣，然后利用这种兴趣，招募一些公司来参加明年的学术研究项目，为支持每周四天工作制提供更有力的支撑数据。

不过，在美国商业界，员工每周工作四天、照常按五天支付工资其实是很少见的。据庞所说，在美国目前仅有几十家企业实施此项制度，而且这其中的大多数公司都是像Buffer这类由创始人独自运营的小型高科技企业，此类企业的共同特点是容易实施变革和制度创新。而这些公司的经验都表明，如果制度变革切合自身企业特点，适当缩短员工的工作时间并不一定会损害企业的盈利能力。

Perpetual Guardian是新西兰一家遗嘱信托公司。2018年，该公司的创始人安德鲁•巴恩斯（Andrew Barnes）在与员工协商后达成共识，如果公司的员工能够找到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他们便可以每周少工作一天。在与员工商讨后，该公司置办了供员工存放手机的储物柜，并设置了隔音的会议空间，以减少工作环境以外的噪音。如此一来，开会时大家都很认真、集思广益，极大缩短了会议时间。这些做法实施后，Perpetual Guardian公司的业绩并没有下滑。三年后的今天，该公司依然在实行四天工作制模式。

当我们可以给员工提供一个充分的、能够让他们更努力工作的理由时，他们工作时往往就会更加专注。巴恩斯发现，员工每周工作时间减少20%的同时，花在非工作网站上的时间比以往相比下降了35%，此外，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也有助于员工在工作之余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管理自己的生活，这样，那些非工作的事情就不太可能在工作时间干扰员工。他告诉我，因为有一些家务可能会占据员工一整天的时间，比如说与孩子一起整理东西等，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这些家务。所以，如果能够在工作之余给员工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就会减少这些事情对他们工作时间的干扰。

2017年，小型软件公司Wildbit的首席执行官娜塔莉•纳格勒（Natalie Nagele）在看到有研究表明“高强度认知工作的最佳时长是每天不超过4小时”后，推出了4天工作制、每周工作32小时的工作模式。甚至，Wildbit的客户支持团队也应用了该工作模式，在此工作模式下，团队成员们可以在交错休息的同时，在一周的时间内回答客户所有的询问。娜塔莉说，她有一个梦想，希望知识工作者所能够达到的“足够的工作”的临界点是由他们自己来清楚定义的，要学会说“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或“我等会再处理”这些话语。同时。她也想知道，Wildbit的下一个工作时间安排是否可以是工作4天、每天6小时。

这样的工作模式听起来可能很荒谬，但是却引起了生产力专家的兴趣。《深度工作:分心世界中的专注成功法则》（Deep Work: Rules for Focused Success in a Distracted World）一书的作者卡尔•纽波特（Cal Newport）在书中写道，目前的办公室工作模式通常是以长时间工作和“没完没了的电子聊天”为主，似乎并不适合认知劳动类的工作。而且，这种工作模式到现在为止仅存在了一、二十年。如果我们认为当前的工作方式是最好的，那将是很傲慢且不符合历史的，因为我们曾经找到过更好的工作方式。

四天工作制模式不仅仅是只适用于计算机程序员和其他知识工作者。庞在他的《缩短：如何更好、更巧、更少地工作》（Shorter: Work Better， Smarter， less）一书中写道，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Roanoke）附近的一家养老院正在努力招聘和留住护工，这些护工的工作虽然重要，但通常比较乏味且报酬很低。为了提高留任率，该机构尝试给工作30个小时的护工支付40个小时的工资。可如果这样的话，机构就需要雇佣更多的护理助理来弥补减少的工作时间，会产生一些新的成本。但是，这一改变也大幅节省了重新招聘和加班的费用，因此这个机构每年的总成本仅为2万美元左右。此外，机构的呼叫铃反应时间、居民感染率以及摔倒、皮肤撕裂的次数都有所下降。

Diamondback Covers，是总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金属卡车床罩制造商。去年，当企业雇佣了更多工人以满足疫情期间不断上升的需求时，该公司却采取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措施，即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将制造团队每周4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削减了5个小时。当时公司预测，如果工作时间减少12.5%，每一种产品的人工费也可能会增加相同的幅度。但是，由于效率的提高，成本最后只增加了3%。

Diamondback的首席执行官本•埃尔茨（Ben Eltz）曾说，“我们并不是在经营一个血汗工厂，不是要压榨员工，更重要的是需要员工更聪明地工作。在每周40小时的工作中，很少有人会说‘我把工作做完了，我现在去看看我还能帮上什么忙’，这是缺乏团队合作理念的表现。在公司中，每个人都应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那就是‘完成工作’。”此外，随着工作时间的缩短，该公司也正在削减员工效率最低的工作时间，也就是他们快下班时疲惫不堪的时间。随着人员流动的减少和安全事故的减少，Diamondback的这些措施最终可能为公司节省不少资金。

Diamondback公司、Buffer公司和Wildbit公司的成功案例表明，美国的老板们在应该为重塑企业文化做好准备的时候，他们却很缺乏想象力。巴恩斯认为“生产力不是在办公室里被经理监督工作的时间的函数”，这个观点推进了疫情后远程工作模式和混合工作模式的推广和普及，也使减少每周工作时间的理念被商业领袖们逐渐接受。撇开疫情不谈，当巴恩斯听到有人怀疑四天工作制在他们的行业是否可行时，比如当有人说没有什么能比我们今天的工作方式更好时，他会认为这些人的观点过于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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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每周工作5天、40个小时并不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虽然现在比以前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但大约一半的美国全职工人一般每周工作都会超过40个小时。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绝大多数美国工人是每周需要工作60-70个小时的男性农民。之后，由于内燃机、电气化和其他技术的进步使得工人能够更快地完成工作，生产率得到了提高，工人的工作时间才开始呈现急剧下降趋势。

19世纪20年代末，早期工厂的工作节奏促使人们开始推行10小时工作制。之后，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工会逐渐壮大，在接近19世纪末的时候，“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个人支配”的口号被提出。当时的标准工作周仍然是每周6天，从6天向5天的转变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逐渐发生的。据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的历史学家本杰明•哈尼喀特[Benjamin Hunnicutt，《工作无止境》（Work Without End）的作者]所说，从6天到5天的过渡实际上是开始于英国。在19世纪的英国，员工周一上班迟到或者直接翘班成为了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因为他们更想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为了改变这种现象，雇主们开始同意在周六放半天假期。

在美国，最早实施五天工作制的企业之一是新英格兰的一家工厂。1908年，因为犹太工人需要在周六去做礼拜，所以这家工厂给犹太工人提供了两天的周末时间。在接下来的20年里，工会大力推动了这种做法，很多企业的老板们也开始运用“科学管理”的原则研究公司的生产流程，并得出了“缩短工作周期可以提高生产率”的结论，使得五天工作制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推广。1926年，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采用了每周五天工作制，使遵循这一制度的美国工人人数翻了一番。

但并不是所有的商业领袖都赞成这一改变。在福特推出新的工作时间表后不久，费城齿轮厂（Philadelphia Gear Works）的董事长写道，“任何要求每周工作40小时的人都应该为成为这个伟大国家的公民而感到羞耻。我们国家的男人正在变成一个软弱和溺爱的种族”。行业组织美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的会长也写道，“我支持一切能让工作更快乐的事情，但反对一切会造成工作重要性进一步降低的事情”。

在经历了一次危机后，五天工作制才成为了一个工作时间的标准。在大萧条时期，减少工作时间被认为了是将有限的工作分配给更多人的一种方式，人们对缩短工作时间的渴望愈发强烈，以至于在1933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将每周工作时间暂时限制在了30小时。然而，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和当时的政府认为这个法案太极端了，于是他们摒弃了“限制工作”这种做法，试图以新政的形式为工人提供经济救济，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在每周30小时工作制瓦解五年后，罗斯福总统签署了《公平劳动标准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要求在某些行业提供超过40小时的工资，这个要求使每周工作五天的标准得到正式确立。

在过去的大约100年的时间里，“美国人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越来越少”的观念并没有像今天这样，让大家普遍觉得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当时的大多数人心中，这个观念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延长休闲时间是道德进步的标志”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未来的时间里，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间可能会继续减少。193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预测，100年后，生产率的增长将使人们每周工作时间缩短至15小时。1955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 Nixon）表示，根据当时取得的研究进展，实行四天工作制预计很快就会实行。上世纪60年代中期，《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的一名撰稿人在对技术进步的状况调查后，得出了“四天工作制不太可能被无限期推迟”的结论。

但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来解释为什么现在四天工作制仍然在被推迟。一个原因可能是，目前工作时间已经降低到的程度，使得再进一步降低工作时间不会带来特别大的回报。也就是说，从40小时降低到30小时的重要性，还不如从60小时降低到50小时的重要性高。另一种原因可能是，一旦工薪劳动者开始通过工作获得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福利，招聘新员工的成本就会变得更高，因此雇主就会更愿意多多压榨现有员工的时间和精力，而不是再招聘一些新的员工。或许，如果工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没有减弱，每周的工作时间可能会继续减少。

还有一个比较模糊的解释是，美国人的基本诉求有所改变。哈尼喀特认为，在20世纪早期之前，人们工作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过上更富裕、更充实的生活。但在文化转变之后，对许多人来说，工作成为了一种宗教般的意义来源，人们工作只是更愿意工作，获取财富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两者的目标不再一致。同时，哈尼喀特还注意到现在广告和消费主义的蓬勃发展，使得人们为了买更多的东西而更愿意工作。

译者：Araon_